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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津渡遗址与蒲州古城

蒲津渡遗址与蒲州古城

  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，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。

 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，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里修造过浮桥。据《春秋左传》记载：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秦公子咸奔晋，造舟于河。《初学纪》：“公子咸造舟处在蒲坂夏阳津，今蒲津浮桥是也。”《史记·秦本记》又载：“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公元前257年），初作河桥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谓：“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，渡河至蒲州，今蒲津桥也。”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、西魏丞相宇文泰、隋文帝杨坚都在这里建造过浮桥。唐朝初年，河东为京畿，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。开元六年(718年)，蒲州被置为中都，与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齐名。开元十二年(724年)，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，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。改木桩为铁牛，易笮索为铁链，疏其船间，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。《通典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蒲州府志》均记载此事。有宋一代，蒲津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。金元之际，浮桥始毁于战火，只剩下两岸的铁牛。据当地老人讲，本世纪50年代初，船靠近蒲津渡遗址，仍可见到水下铁牛的牛角。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，河水西移，铁牛被埋入河滩。

 今蒲津渡遗址，西距黄河堤岸2.8千米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，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60米，南距古蒲州城西门（即蒲津门）近百米。1988年，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下，经一年多的查访、勘探，于1989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蒲津渡用的系缆绳的铁牛。1991年3月至6月，

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主，地县有关单位配合，对蒲津渡遗址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发掘。

 根据发掘结果，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6 5米。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，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，垒砌石条间贯注铁锭，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，十分牢固。这道石堤可以明确地看出系分两次砌筑。在紧靠石堤处有4尊铁牛，每牛由一铁人牵着，都面向黄河，分南北两排前后站立，两对铁牛各自被长方形的河卵石台面围住。呈四足鼎立的铁牛之间，有横向排列的两座铁山，另有3个圆柱形铁墩，其上下部位的穿孔都有磨损痕迹。铁牛身长约3米，高1 9米，前腿蹬，后腿蹲伏，矫角、昂首、瞪目，矫健强壮，尾后有轴，腹下有山，其下有六根粗0.4、长3米多的铁柱斜向前埋入地下，如同地锚，十分稳固。策牛铁人均为胡人状，高鼻深目。《朝邑县志》记“尾施铁轴，以系浮桥。旁置铁人以系牛”，与实物相符。在铁牛后不远，还竖立着高3米，粗0.4米的七根大铁柱，呈北斗七星状排列，在两根铁柱之间还有铁柱横向连结，因未见记载，功用不清。从铁柱两旁上下铸一横抓分析，可能具有加固铁牛抗衡水流或用以系船的实用功能c在铁牛和铁柱间，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卵石铺砌的大道，中间有一条西去的支道通向河岸，支道北有一座4米见方的砖结构建筑基址，门坎向东，当是管理渡口所用。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、宋圣宋元宝、元丰元宝、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。

 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，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，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、黄河治理。冶铸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，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、河水升高、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，从而为历史地理、水文地质、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。

蒲州古城相传为舜帝故都。现存的唐蒲州城被埋于地下，地上为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地震后座落在唐城基础上屡次修茸的明代内城遗迹。内城城墙为砖砌，周长5400米，保存较完好。外城为唐代夯土城墙，周长约5700米。城中心鼓楼台基尚存，为砖砌方形台基。